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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是怎样吸收经典里的精华，化而为自己血液的？
老舍是所有大作家中，使用汉字时最少用到难字的。他追求的是俗而有力。他认为大作家的作品都是“俗而有力的”。
这里的大作家包括本土作家，也包括其他世界各地的作家。老舍是能直接阅读原典的人，他是现代文学史上受外国文学影响最深的作家之一，他一生创作生涯的四分之一时间是在国外，有三分之一的长篇，成于异域，早期受荷马、狄更斯、康拉德、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影响，因此，他的话是真切的体会，而不是二手转述。
英国之行对老舍来说，其最大意义在于，它是他真正阅读经典的地方，也是他开始真正创作的地方。但早在天津南开中学任教时，他就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小铃儿》，应校刊编者之约而写，署名舍予。对这个作品，他认为只是充数儿的，不算真的创作。
继而，在南开他又翻译了老朋友宝广林的论文《基督教的大同之义》。
到英国教书后，老舍受东方学院之邀，参加过一次公开的学术讲演，题为《唐代爱情小说》，十分成功，后来就发表在燕京书院学刊上，是老舍的第一篇谈文学的论文。
1925年，他和艾支顿合租时，又曾不遗余力地帮助艾支顿完成《金瓶梅》的翻译，但老舍从来不提这事。
上述作品都是额外收获，起码不是他有意进行独立写作的成果，他的第一部作品是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自己当劝学员时的一段生活，写一个地痞、高利贷者老张，小学校长，只信仰金钱，以钱为本位，以及他做的一些伤天害理的事。内容从学界深入社会，笔调诙谐，刻画出老北京市民的生活与世相。
写作第一部长篇时，许地山已去牛津上学，老舍孑然一身，也没有多余的钱出外消遣，新鲜感已失，便拿了笔写起来，自己和自己讲笑话，借以排解苦闷与寂寞。写出来有好几本文字后，许地山又来玩，没什么题目好谈，他便拿出本子来念了几段，许地山敦促他写下去。
许地山是文学研究会会员，遵守“为人生而艺术”的“会规”，作品早已蜚声文坛，代表作有小说《命命鸟》等。他的话对老舍自然是个激励。
此外，老舍一向热爱、喜欢文学，早在师范学校时，就开始有所偏向地进行研习，“偷偷的”写，“用白话写：而且字句之间要放上新的标点符号，那是多么痛快有趣的事啊！”（《老舍选集》自序，《老舍文集》16卷，221页。）这使他得到训练。
此后有闲时老舍就写。大约1926年春，他把它写出来了，立即寄给国内的罗常培和白涤洲看。罗把它转呈鲁迅，鲁迅批评说地方色彩浓了，但技巧上尚有商量的地方。当时，北新书局很想出版，结果《小说月报》的主编郑振铎抢了先，是由于许地山看过后，没提意见，就让老舍寄给了他。
老舍自己没抱太大期望，随便那么一卷，扔进邮局，都没挂号。没想到两三个月后，居然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令人耳目一新，很快印成书，畅了销。
看到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诞生，老舍快活得连话都说不出，心里笑，而泪就在眼圈中，就去一家中国餐馆犒劳自己一顿。
可以说，这小说顺利出世，意义非凡。它是老舍创作的真正起点，和那时候的长篇比一比，也是比较胜出的。其独到的北京方言，俏皮尖刻，已初露语言大师端倪。其中有关北京生活、自然风光和青年人爱情心理的描写，尤为精彩。
所缺的和写《猫》、《围城》之前的钱钟书一样，只在小说的布局与构思；有时“幽默”太过，流于油腔滑调。这在初学者，往往是难免的，也是必须经历的磨练过程。
这以后，他觉得自己是要真正当个作家了，对未来有了希望和追求，在许地山介绍下，加入文学研究会。一边拼命读外国名著，一边写第二部探索国民性的长篇《赵子曰》，只不过，这次的主角是年轻人，学生。
阅读名著的经历使老舍感到，并非是个名著，就能给好处，对有的作品，他根本读不进，也有的读得很痛苦，即使歌德与莎士比亚，他都不能忍受。
他慢慢发现到自己所爱的作家和作品。但丁的《神曲》让他受益最大，明白了何谓伟大的文艺，和文艺能够达到的真正深度。
1926年夏，写了一年多时间，《赵子曰》脱稿。老舍先把稿子给朋友看，提提意见，朋友看得直笑。他更有了信心，依旧给郑振铎。1927年春在《小说月报》上连载。
最初的创作，在老舍是比较功利的，为了拿一点稿费，解决吃饭问题。
许多作家起步时也都很功利，他们不清楚自己将到达什么地方，会取得怎样的成就，能不能成功。他们的自信和追求，是随着外界的肯定、奖许而不断提升的。
但在那样的年代，国内正爆发北伐战争，任谁都不能忘记国家大事，原先的底层体验中注进了爱国内容，成为他写作时的思想倾向。
9月底，郑振铎到了伦敦，过去二人只有书信往来，一直未谋面，这次老舍就请他出去吃饭，郑振铎作了回请，互道倾慕，非常亲密。
1928年，老舍开始阅读康拉德、威尔斯、狄更斯、福楼拜等作家的作品，这都是他喜爱的作家。他们让他明白了文艺的真正深度，懂得了那些能够传之久远的作品，不管什么派别，都是健康、崇高、真实的。
狄更斯是他的第一位“老师”，二人在秉性、才情、经历上很相似，使他起步就找到了自己。在《老张的哲学》里，留有对这位老师的“摹仿”痕迹。鲁迅、沈从文、郁达夫等人，也都有过类似的食而不化，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都成了大师。事实上，到《赵子曰》时，老舍就已有了突破。
在国外作家中，康拉德是老舍最崇敬的人。他那写实的风格，尖刻的笔调，很得老舍心意。又使他懂得了怎样去丰富自己的经验，写作不是游戏等。
经典作家注重社会生活的观察与体验，也使老舍注意并发现了许多旅居国外的知识分子的屈辱、苦难，并直接促成他着手写作了第三部长篇小说，开始形成自己风格特色的《二马》。
写它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当时，老舍已搬到了托林顿广场附近的一座公寓里了。
朋友给他讲过许多穷苦的中国人，到处被人瞧不起的故事。他感触很深，写了父子俩在伦敦的遭遇，比较了中英两国的国民性，探索了中国人的出路问题。
他一边写，一边念给朋友听，请他们提意见。
和前两部不一样的是，它引入了康拉德的倒叙法，起首就见了最后一幕，对故事先有了通盘设计，写来节奏紧凑严密，人物心理描写精致入微，把背景伦敦的环境、氛围，写得那样细腻真切，在狄更斯式俏皮的外壳下，有了真理的苦味，又用了清浅简练的白话，第一次保持完全意义上的老北京人的活的、出味的语言，在质上，是一个大的飞跃。当然，它只是一部在艺术上初步成熟的作品，某些人物尚嫌单薄。计划6月要离开英国，这小说他是狠心“硬行结束”的，以便离开前就寄给《小说月报》，不留心病，所以时间过于仓促，来不及作深入开掘。
1929年5月，《二马》开始连载。
同时，他还写了一个短篇《旅游》，在《留英学报》上发表了。
到了新加坡后，老舍再也看不到中国人的愚弱了，相反，他看到的是希望，是中国人无穷的创造力和抗争精神。他不再看好写爱情小说，以为世界比爱情大得多，爱情的分量很轻，或许是他一直没有爱情生活的缘故，这样，他开始以明快的笔调写《小坡的生日》。
写到五万多字时，学校放假，合约到期，他虽然想留下来，人家却排挤，他不得不回了上海，住在郑振铎那里，用半个月时间完成了它的最后部分，交《小说月报》发表。
老舍认为，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并说直到写了这部作品，他才真正明白了白话的力量，可以用最简单的话，来描写一切。
可以说，有了这几部大作品，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得到了初步的确定。
但如果没有许地山这个关键性人物的出现，再往前说，如果不是老舍参加了基督教教堂的英文夜校，又认识主持人宝广林，并在那时候就结识许地山，后来通过宝广林认识艾温士，受艾温士推荐出国，在英国有如此有利、优越的文化环境、条件，那么，很难说老舍就能出去，出去了就能选择走写作这条路，写了作品就能这样顺利出生。
如此，一个天才的成长与出来，确是需要许多方面的因素来成就的。有时候，哪怕是极其偶然的东西悄然而来，不期然而至，任何人都意识不到将意味什么。
事后去想想，也会发现它出现得多么不可思议，多么神奇神异，仿佛是造物者上帝的灵感！也只能是一个“灵感”！
同时，主观的努力和外界的提携、激励，我们很难说谁更重要，对不同的人，二者的意义不一样。
譬如出身世家的人，后一个不很缺乏，所缺的是前者，对来自后一方面的帮助，就没有太大价值。可是，对像老舍这样出身的人来说，在那样一种环境条件下，身边要没有了许地山、宝广林，那么他起码还要摸索多年，去等待其他机会。也可能在摸索、等待过程中，一次次饱受煎熬，一次次灰心绝望，太久了，挣扎的力都会丧失掉，到可以起飞腾跃时，那翅膀却可能再难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