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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清阁是谁？为什么她生前要把老舍的一百多封信烧毁大半？
老舍好客，朋友遍天下，他和赵清阁之间的亲密情谊更是在他的人生里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其中以张彦林所著《锦心绣女赵清阁》（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资料最为翔实。擅长挖掘史料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藏书家陈子善，在《月上柳梢》文中的讲述也比较清楚。程绍国在长篇散文《鸿雁存影——林斤澜与沈从文、老舍、茅盾》里，则把老舍1949回国前后的生活，作了相对客观的叙述，引起关注。
赵清阁，1914年农历五月初九生，河南信阳人。5岁丧母，7岁时在外祖母家家塾里开始读书，后转入信阳省立第二女师附小。初中快毕业时，因父亲和继母商量，要让她与当地一个有功名的人家订婚，恰被她听见，又不想中断学业，性格孤傲的赵清阁便决心离家出走，考入开封艺术高中。后发奋苦读，获得助学金，并开始发表文章。毕业后，主编报纸副刊。因文得罪人遭解雇，乃远走上海，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艺术教育系二年级，攻西画，学习音乐。常在上海的《女子月刊》上发表作品。受到复旦大学教授姚名达和夫人黄心勉赏识，美专教授倪贻德和作家叶灵凤也常常对她有帮助，向一些报刊推荐文章。
名气渐大，她在天一电影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半工半读。并认识洪深、欧阳予倩、袁牧之等电影、戏剧界人士。“美专”毕业以后，赵清阁再回到开封，受聘在母校艺术高中教书。暑假时写了些针砭时弊的杂文，其中两篇因揭露一个军阀强行抢婚和抨击西餐馆用女招待变相卖笑闯祸，刺伤地方当权者，因为那个馆子是他们开的。一天深夜，几个军警借查毒品为名，抄了赵清阁的家，查获一封有名的“赤色分子”田汉的信和《资本论》一类的书，成为罪证，次日一大早，下着蒙蒙雨，闯进四个军警，宣称赵清阁是**的嫌疑犯，将她逮捕。老师、同学、报馆编辑都很担忧，为她申请具保，军警却不释放。她在狱中苦熬几个月后，多亏初中时代的一位老师设法营救。
出狱后，赵清阁甩掉特务盯梢，再回上海，姚名达聘她任女子书店总编辑兼《女子月刊》编委会委员。抗日形势日紧，才辗转至南京，创办主编《妇女文化》。日军侵华后，1938年2月她来到武汉。恰好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文协”成立前夕，由于老舍是当时的中间派，国共两党都能接受，所以推举他做了协会总负责，据林斤澜说，这时“周恩来便想法让24岁的女作家赵清阁做了老舍的秘书，由赵主编宣传抗战的文艺月刊《弹花》”。
赵清阁则在“茹苦忆《弹花》”一文里介绍，私营书店出版一本刊物，总是希望赚钱，赔钱生意绝不肯做。《弹花》是华中图书公司的老板唐性天支持创办的，此人出身北京大学，他们谈得来，比如对《弹花》的创刊宗旨一拍即合，都主张宣传抗战救国，“只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要销路好；销路好，要靠名作家，他认为名作家才有号召力，这等于是他的条件。至于作家的政治倾向他不在乎，他表示：反正大敌当前，抗战第一，各党各派的作家，除了汉奸都会是抗日的。我同意他的看法。这也反映了《弹花》的立场观点，反映了文艺界的普遍愿望——团结抗战。《弹花》是抗战后出版的第一个文艺刊物，……恰值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之时。我是‘文协’会员，就为《弹花》组稿带来了便利，保证了一定质量，相应地销数也逐渐增加”。
《弹花》刊名寓意即是“抗战的子弹，开出胜利之花”。刊名如人，它完全吻合赵清阁的气质。刘以鬯在《记赵清阁》文章中说：“赵清阁是个具有男子气概的女人，气质忧郁，性格倔强。……在十七岁之前，因为幼失母爱，变成一个孤僻的孩子，处境虽劣，却能在暴风中坚定如劲草。
在她的小说集《凤》中，她说‘喜欢孤僻’；又说‘喜欢寂静’。‘孤僻’的人容易自卑，她却是一个例外。
她在‘寂静’中学会怎样思索，活得既倨傲又倔强。唯其倨傲，唯其倔强，成年后，才能写出这么多的作品，这么多的并不低于一般水平的作品。……桑尼尔在哈佛读‘英文四十七’时开始‘找到信任自己作品的勇气’；赵清阁则与敌人、病魔作战时产生冲锋陷阵的勇气。一个身体孱弱的人，在缺乏医药与物质的环境中，极有可能成为悲观主义者。赵清阁的情形有悖于常理。当她从事文艺工作时，她有钢铁般的意志与钢铁般的毅力，……因此变成一个执拗的乐观主义者。具有这种意志与毅力的作家并不多，萧红太软弱，即使叶紫也不能与赵清阁相比。……病魔一直在威胁着她，甚至有可能夺去她的生命，她却不断与病魔抗争……尽管健康情况不好，却活得十分有劲，既无‘弱不胜衣’的病态；也没有1 want live fast的消极思想……一若徐志摩将曼殊斐尔喻鹃鸟时所说：‘唱至血枯音嘶，也还不忘她的责任是牺牲自己有限的精力’……作为一个剧作家，赵清阁是偏见的受害者。无论怎样努力，她的作品总不像曹禹、洪深、田汉……那样受人重视。她与老舍合作的《桃李春风》，虽然得过奖，人们却将功劳记在老舍头上。老舍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对戏剧原理的认识不够充分。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
因此，写《国家至上》时，与宋之的合作；写《桃李春风》时，与赵清阁合作。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赵清阁的名字常与老舍联在一起；不过我见到她时，她总是与封凤子在一起的。……封凤子温柔似水；赵清阁刚强豪爽。也许是这种略带阳刚的性格，使‘见着女人也老觉得拘束’（见《老牛破车》）的老舍有勇气跟她合写《桃李春风》。老舍一向怕女人’，与女作家合写剧本，需要极大的勇气。……缺乏热情的作家，绝对写不出扣人心弦的作品。赵清阁与别人不同的地方是：她愿意将热情注在作品里，不愿意将它当作面具戴在脸上。……赵清阁的国家观念特别强烈，有良知，愿意负起匹夫的责任。”
这样的气质，就给正在武汉主编《文艺战线》旬刊的胡绍轩留下印象。1938年2月，胡绍轩为给《文艺》组稿，曾在武昌一家酒楼订席，宴请作家，其中有老舍、郁达夫和赵清阁等。二人因此结识。也许这的确是善于搞“统战”的周恩来，“想法”让她接近老舍的最佳方式但据赵清阁的履历显示，她“1957年参加农工民主党1983年入中国**”，赵清阁也是1938年和周恩来在武汉相识，直到1940年夏天与逝世九周年安娥一起为替“左联”剧作家左明，寻求治疗肺病的费用，才在重庆第一次正面与周恩来接触，周恩来被赵清阁为朋友侠肝义胆的情怀感动，留下印象的。可见当时她不是**党员，除非是秘密党员，否则就只能算“进步作家”了。无论过程怎样，结果老舍成为《弹花》的主要撰稿人，并为《弹花》创刊号写了《我们携起手来》：“伟大的是能唤起民众共同奋斗的这些中国作家，散开来，我们也许只能放出飞蚊的微音，联合起来，他们定能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大家能凑在一起呐喊就是伟大。……我们也是一团精兵，只要我们能迈齐了脚步，一同朝着暴日奔去，我们的势力不可侮！”
战事日紧后，《弹花》不久便无法按期出版，赵清阁不愿放弃，其时她被教育部聘为中小学教科书特约编委，陈立夫任教育部部长，她通过努力，很快取得政府给予的办刊津贴，《弹花》又陆续出版十期。后因文章开罪官方，官资取消，刊物只好停办。1938年7月，武汉吃紧，赵清阁随老舍到了重庆。直到1942年10月，胡絮青携子女三个辗转抵渝，他们一家在北碚住下。
赵清阁和老舍又合写了剧本《虎啸》（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出版）和《桃李春风》。先前赵清阁已改编过不少作品。
赵清阁的主要作品包括《（红楼梦）话剧集》，改编的老舍同名小说剧本《离婚》，又据民间传说改编出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据汤显祖《牡丹亭》改编出小说《杜丽娘》，据孔尚任《桃花扇》改编出越剧本《李香君》等。赵清阁写戏剧先于老舍，所以在剧本创作技巧及操作方面曾影响过老舍。其中四幕话剧《桃李春风》（又名《金声玉震》，中西书局1943年）是值得关注的作品。它歌颂了一位热诚、刚直、慈祥、富于正义感的教师辛永年，事教十余年，落得两袖清风，白发苍苍。对穷学生慷慨解囊相助，对其子却劝其从军。
抗战中，他力办平民教育，唤醒民众，带领学生走出敌占区，沿路受到过去学生的爱戴。
赵清阁说，写这个剧本“旨在表扬教育者的气节操守，牺牲的精神，并提倡尊师重道，多给教育者一点安慰和鼓励”，“合作剧本是一件难事，弄得不好，很容易使故事情节不统一，人物性格相矛盾。所以当初老舍叫我同他合作剧本的时候，我不大赞成；因为他的意思，是希望发挥两个人的长处！他善于写对话，我比较懂得戏的表现：俾成功一个完整的剧本。而我却相反地担心这样会失败。……合作的经过是如此：故事由我们两个人共同商定后，他把故事写出来，我从事分幕。好像盖房子，我把架子搭好以后，他执笔第一、二幕。那时候我正……住医院……他带着一、二幕的原稿来看我的病，于是我躺在床上接着草写第三、四幕。
但我不过‘草’写而已，文字上还是他偏劳整理起来的……老舍的对话很幽默，如第一、二幕情节虽嫌平静，对话却调和了空气，演出博得不少喝彩声，但假如你一半用欣赏艺术的眼光去看她，那么剧本能够使你发现两样珍贵的东西：一是人类最高的感情——天伦的、师生的；二是良心——教育的、生活的”。
老舍在回忆中则说：“《桃李春风》虽然得过奖，里面缺欠可实在不少。此剧系与赵清阁先生合写的，上演时的修正，都是由她执笔的，那时是越来越多了。国民党以剧审、重税、限价等高压手段，再加上奖励诱导，双管齐下，在抗战的最后两年终于把话剧逼进了死胡同：或者迎合官方，或者遁人历史，或者媚俗”（《论国民党话剧政策的两歧性及其危害》，《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弊端虽早现，后来却愈演愈烈，成了一个总也甩不掉的顽固的传统。
1943年，《扫荡报》因在连载徐讦的长篇《风萧萧》而声名大噪，将要载完正在物色新的长篇时，赵清阁说老舍正在写作《四世同堂》，并将交某个刊物发表。《扫荡报》主编立刻给老舍写信，希望老舍把它交给她，老舍爽快同意。从1944年1 1月10日起，《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便以《四世同堂》为题在它的副刊上连载，到1945年9月2日载毕，共179期，34段。可见赵清阁对老舍的一切，是非常熟悉的。
20世纪末，赵清阁在晚年回忆战时重庆文友欢聚场面时，犹表怀念，说：那时的文人常喜联句赌酒，数老舍“联得既快又精，他还善于集人名为诗，很有风趣”。老舍曾为赵清阁写过一首五言绝句，都是用人名组成，既有意境，又朗朗上口，广为流传。诗为：“清阁赵家璧，白薇黄药眠。江村陈瘦竹，高天臧云远。”赵清阁说：“人名诗难作，作得自然，不露痕迹，尤其难！我佩服老舍的才华。”赵清阁还藏有老舍大量的手札。她自制了一个精美的画册，都是自己的画作，每幅画旁分别有郭沫若、冰心、梅贻琦、张恨水等人的题词。这本册页的题签“清阁翰墨香”，则为老舍手书。
抗战后期，重庆白色恐怖，赵清阁处境困难，她本以为无党无派、住在乡间北碚就能少一些政治是非，其实不然。一次赵清阁接到郭沫若信，邀她到赖家桥谈谈。信中说：“我们这里都是红帮。‘近朱者赤’，你怕吗？”赵清阁当即回信：“就是近郭者宰，我也在所不惜，一定去！”
1945年抗战胜利不久，“文协”在欢送周恩来回延安的酒会上，赵清阁曾问周恩来：“有前途吗？”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回答：“就要天亮了，但还要斗争。”
1945年1 1月赵清阁回到上海，任《神州日报》副刊主编，表现活跃，写了长篇、散文等，并参加由田汉、阳翰笙、夏衍等主持的全国戏剧协会，在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任教。1947年春，赵清阁写有短篇小说《落叶无限愁》，收入她主编的《无题集——现代中国女作家小说专集》。写的是邵环教授有妻子、有孩子，人至中年，却爱上了未婚的年轻女画家灿。满以为能够与灿终成眷属，不料灿汉会战前的不愿毁坏邵教授已有的家室，抗战胜利后悄然离去，留下一封婉拒书。
邵环教授读完信，离家出走，往上海寻到灿，两人漫步街头。灿还是顾忌邵环有家室，承认自己心情矛盾，说：“因为我们是活在现实里的，现实会不断地折磨我们！除非我们一起去跳江，才能逃避现实，才能克服矛盾。”当邵环要求与灿一起离开上海，灿又得知邵妻明日将追到上海后，便下决心悄悄离开原住处，永远消失。失望中，“邵环倒在泥泞中，落叶寂寞地埋葬了他的灵魂”。作品满纸愁绪，消失了锐气。读者以为她没有写完，期待一个团圆结局。赵清阁却说“我宁愿到此为止”，三十年后还说“今天依然这样看”。不少人认为，这篇小说具有浓厚的自传色彩。
此外，在创作《落叶无限愁》前不久，赵清阁还写过一篇《记校长先生》，写的同样是一个有家室的中年知识分子，恋上年轻女子而未成眷属的故事。由于事情曲折，兼有对话描写，因此编辑在题目下注明“回忆短篇”，同今日之自传小说。20世纪90年代，赵清阁出版了她的《不堪回首》，收了此篇，特加按语，说“这是五十年前在重庆写的一篇散文……”篇名改成《心中的秘密》。
赵清阁终生未嫁。她和老舍的深厚友谊，到1945年发生了“微妙的转折”。老舍唯有到美国去。但老舍在美国的状态并不那么如愿，相反，他过得特别艰难，很难再挺下去。加上周恩来见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缺了冰心（当时冰心在日本）、老舍两位**的老朋友，表示过遗憾，“他需要老舍这样的大作家歌唱新中国”。曾先后请曹禺和阳翰笙等友人给老舍写信，转达邀请他回国的意见，阳翰笙把这个意思告诉了赵清阁，希望由赵清阁出面写信，说明周恩来的意图。老舍接到了赵清阁的信，很快下定决心，决定回国。赵清阁本人因此在“文革”中被诬为“为阳翰笙、邵荃麟招降纳叛”。
1949年，内战形势紧迫，上海风声鹤唳，赵清阁上了黑名单。时已在港的阳翰笙关怀赵清阁，劝她隐避，她只好东逃躲。但总算没有生命之忧。
老舍虽然事务繁忙，却仍时刻关心赵清阁，常给她写信。如50年代中后期和1964年写的信（四信出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六期文献史料专号。），说：清弟：
快到你的寿日了：我祝你健康，快活！
许久无信，或系故意不写。我猜：也许是为我那篇小文（待考）的缘故。我也猜得出，你愿我忘了此事，全心去服务，你总是为别人想，连通信的一点权益也愿牺牲。这就是你，自己甘于吃亏，绝不拖住别人！我感谢你的深厚友谊！不管你吧，我到时候即写信给你，但不再乱说，你若以为这样做可以，就请也暇中写几行来，好吧？我忙极，腿又很坏。匆匆，祝长寿！
舍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果来信，不必辩论什么，告诉我些工作上的事吧，我极盼知道！
清弟：
我已回京月余（1956年8月初，老舍得病，往辽宁疗养，9月初返回北京。），因头仍发晕，故未写信。已服汤药十多剂……家璧来，带来茶叶，谢谢你。
昨见广平（许广平(1898-1968)：鲁迅夫人。当时她去上海，了解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情况，在座谈会上对赵清阁工作不对口提出意见，上海电影厂随即恢复赵清阁编剧职务。但她的处境好像不太好。如1957年4月末，周恩来曾到上海举行一次电影工作者座谈会。走进会场后，他见白杨、赵丹、张骏祥等人都到了，再扫视一遍，忽然间：“赵清阁怎么没有来？”主事者忙解释，说今天星期日，来不及通知。次日《文汇报》将此事披露。翌年，周恩来又至上海召开文艺界座谈会，才见到赵清阁。）同志，她说你精神略好，只是仍很消瘦，她十分关切你，并言设法改进一切。我也告诉她，你非常感谢她的温情与友谊。
舍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日
清弟：
近日想念甚切，因王莹（女演员、作家，主演《自由神》，写有《两种美国人》等。1974年去世。）由南返京，说在沪没见到你。我甚不放心，也不敢写信，怕你或在积极学习中。昨得函，始悉你又病了。我前日给家璧函，提到我的关心，叫他去看你。切盼你的病况急速好转，好多服务。
谢谢你提的意见（赵清阁原注：1957年老舍先生奉命写了一个“新喜剧”《西望长安》，虽是讽刺喜剧，但读来缺乏幽默感。而他的作品之吸引入，就在于这一特色，不过50年代正是极左思潮泛滥的时候，写喜剧不易，讽刺更难！我直率地提出了意见，也是反映读者的意见。我说《西望长安》像“活报剧”（活报剧乃抗战时期的一种街头宣传剧，简短明确；随时随地在街头巷尾向民众演出，宣传抗日救国）。老舍先生不同意我的看法，作了解释，只承认是“新活搬剧”。也坦直地说出了他的难处与顾虑。可读者不理解，私下颇有议论。《西望长安》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1月号。）。……“反特”未能突出因系讽刺剧。反动分子未能写好，因材料多，不易概括。详细写他，不易讽刺；顾了讽刺，而不能多写他。况且，还给正面人物留出两幕三场戏。……“活报”不正确。戏虽没写好，但是新尝试，此种戏向无前例。对于干部们的讽刺不够，正因为它是新喜剧——与古典讽刺文学不同。古人可否定一切，故讽刺深入。
我们不能那样办。我们必须讽刺坏的那一部分，而不能全盘否定，以致使人有反对我们的社会制度的感染，那不行。此剧极难写，但给创作上开辟了一条道路，它也许像“活报”，但是一种新的活报。
粟到中南海受训，而又作了官，剧中已交待清楚。
忙，不多写。盼你新春快乐！祝你健康！
舍上
一九五七年二月七日
清阁：
昨得家璧函，知病势有发展，极感不安！千祈静养，不要着急，不要苦闷。治病须打起精神去治，心中放不下，虽有好药亦失效用！练练气功，这能养气养心，所以能治病！舒绣文@在沪时，曾有名医为她诊治。她亦将赴沪，请向她打听……
舍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上面的信，抬头用“清弟”或“清阁”，郭沫若却是称其为“清阁仁兄”，关系很好的冰心、赵家璧，也不过只叫她“清阁”，其余人等就更为疏远了。可见二人情谊之不一般。
从20世纪40年代后，赵清阁就不时收到老舍的信，1996年她花费两年的时间，将它们连同其他著名人士的信编成《书信集锦》，想出版，却不成。
1999年去世前，她将书信的原件捐献出去，一部分赠上海图书馆，小部分赠上海鲁迅纪念馆，另一部分则退还这些已故作家的后人。《书信集锦》则交唯一相依为命的保姆吴嫂。后来吴嫂捐出其书籍、文房四宝后，却未捐出《书信集锦》，而是把它的抄本送到赵清阁好友、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史承钧手中，请他帮助联系出版社出版。史承钧找过两个出版社，但都没有理想的结果。
2005年6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将其出版，易名《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信集锦》，收书信210余封，其中有不少谈到了老舍，如1979年2月23日赵家璧信中说：“记得1962年在北京学习期间，为敦劝舍公赶快编选‘文集’事，我曾作过一番努力，并得到阳翰笙同志的支持，可惜舍公无意于此，只好作罢。现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旧事重提，今年除出《剧作选》和《骆驼祥子》外，筹备出版《文集》。他们要我在沪收买老舍旧著，我当然全力以赴，最近向上海书店弄到40余种，有剧本、诗集，都是抗战期间土纸印初版本，极为名贵。其中有些我都没见到过，如《剑北篇》、《谁先到了重庆》、《张自忠》等。最后一种是列入你主编的《弹花文艺丛书》中，该书系唐性天出版。抗战期间，我家就借居唐性天书店楼上，当时舍公等常来我家吃饭，可惜当时我还没认识你。屈指计算，那是35年前的旧事了。
我在舍公生前忠诚服务，今天，还是全力以赴。这样的恩友，就他一人而已。如能看到《文集》出版，也算了我心愿。”
老舍本人的信件，却只有如上四件。
赵清阁生前，曾有人读到由她提供的老舍给她的十多封信，据说她当时收有老舍的信达一百多封，去世前却烧毁大半。
至于赵清阁收藏的名家书画，则都捐出去了，家里挂的是复制品，唯一的真迹是老舍的对联：“清流笛韵微添醉，翠阁花香勤著书。”那是赵清阁1961年生日时老舍题赠的，边上的小字是“清阁长寿”，落款为“老舍恭祝”。它挂在书案前方的墙上，与她朝暮相处。
在她一生中，应该时常记起和老舍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是1963年4月，阳翰笙、老舍出席广州文艺会议后返途经上海，老舍来看望赵清阁。
她正患肝病，老舍在那里逗留三天才离沪回京，并一直关心赵清阁病情发展，才有了1964年的信。
1966年老舍不幸去世，对赵清阁打击很大。“文革”中她同样受到批斗和抄家，患上脑血栓，偏瘫数年。1976年后，她经常把别人所写的纪念老舍的文章剪下来，以寄想念。并在诸多怀念文章中，常提到老舍。1949年以后政治阴影之所以若即若离跟随她许多年，一个主要原因则是她曾向国民党要员张道藩习美术，且都写剧本，一度过从不浅，参与过国民党主办的《文艺先锋》、《申报》“春秋”副刊的创作活动。
在《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信集锦》中，最有意思的是丁玲1979年2月27日来信，说：“我离开文艺界几乎已经是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的时间了。是一个臭名远扬的人，在这期间中除蛰居北京（1955-1958年）两年多，关在牛棚一年，坐监狱五年，其余时间都在北大荒农场劳动改造，还做过一点基层的文教工作和被发配在山西农村当不十分自由的老百姓。生活过来的确是不易的。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倒觉得实在有许多好处。可以说比较懂得了一些农民，确实照我自己曾对文艺工作者所说的‘到群众中去落户’（不过我要比一个作家去落户困难多一点）。在广大的劳动人民中，的确有许多好人。同这些人做朋友，总是使人愉快的，总是觉得人类有希望、祖国有希望，我个人也是很有希望的。正因为我多年在下面当农工、当农民，我才得以不死，我才得以有今天，我才好像很有一点雄心勃勃咧。遗憾的是廿四年过去了，时间太长了，最好的年龄过去了！勃勃雄心已经同身体、同仅有的岁月很不相称了！”
这多少说明了一个时代人物的多重命运中，背后带有的一些通性吧？